1937年通州事件：伪军被“逼反”杀红眼500名日本人遭血腥2015年10月，历史档案申遗成功。这让日本的右翼分子坐卧不安，他们于2016年6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申请，为“通州事件”申遗，结果失败。日本右翼分子的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当了，还要立牌坊。”也不知道日本右翼分子的脑袋里是不是进水了，怎么能把“”和“通州事件”相提并论？简直是愚蠢至极，那么通州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本文给大家揭晓。
两件事的规模性质明显不一样。“通州事件”是受日军领导欺凌并遭到轰炸的伪军发起的反抗起义，500人。是日军正规军对俘虏平民发起的，30万人。
1935年，侵华日军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中国华北大量的土地。10月，日本关东军扶持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殷汝耕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华北自治”，建立起一个亲日亲满的傀儡政权。12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伪政府机关设于通州城，殷汝耕自任“政务长官”，求荣，大肆出家各项主权，成为日本人的走狗。
殷汝耕名义上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最高长官，实际上，日本人在伪政府下设的各厅、处、所、保安队及各县都安插了3-80人不等的日本顾问和特务，这些日本人掌控着伪政权的军事、行政、财政、人事等所有权力。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建立了一支特别的武装力量“冀东保安队”，其前身是河北省特种部队。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中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规定中队不得驻军，蒋介石（1933年夏）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特种部队，开赴冀东，警卫地方。
特种部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于学忠抽调原东北军51军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官兵，组成第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别任总队长；二是河北省政府收编汉奸李际春由伪满带到冀东的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分编为第三、第四总队；三是收编冀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为第五总队。第一、第二总队各辖2个区队，每一区队辖3个大队。其他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队长直辖大队，第三、第四总队各有6个大队，第五总队只有2个大队。
1935年7月，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时，将“河北省特种部队”改称“河北保安队”。殷汝耕的伪政权建立后，又将“河北保安队”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1936年8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伪军改编为4个保安总队，至“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前夕，“冀东保安队”队伍及编制基本稳定，人数在1.2-1.5万人，其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庆余，3000余人,分驻宝坻、香河、通州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砚田，3000余人,分驻三河、玉田、蓟县、遵化一带。第三总队，总队长李允升(刘佐周被刺身亡)，2500人，分驻昌黎、滦县、临榆、抚宁、卢龙、迁安、乐亭一带。第四总队，总队长韩则信(赵雷被撤职),约3000人，分驻塘沽、北塘、宁河、开平、唐山、古治一带。教导总队,总队长暂由殷汝耕兼任（后由沈维干担任），约2000至3000人，驻开平镇马家沟一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冀东保安队”官兵来源复杂，有的是以前的正规军（张庆余、张砚田）、有的是铁杆汉奸（刘佐周、赵雷）、有的是无恶不作的土匪（胡协五），日本人掌控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第一、第二总队的张庆余、张砚田，部下大多都是东北人，背负着国恨家仇，对日本人本就心存不满，而日本人又总是欺人太甚，矛盾爆发就不可避免。
日本人管理“冀东保安队”也很矛盾，一方面通过金钱、权力收买人心，一方面又不信任“冀东保安队”。加上，伪政权内部斗争激烈，军政要员争权夺利，导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人心不稳，派系林立。
“冀东保安队”中实力最强的张庆余、张砚田部完美体育官方网站，平时没少与日军发生摩擦冲突，受尽窝囊气，两人早已对日军心存不满，暗中寻找机会脱下“伪军”军装，摘掉“汉奸”的帽子。1936年，两人就暗中与张树声、宋哲元接触，商量起义，怎奈时局所限，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拉开全面侵华的序幕，宋哲元的29军在通州与日军展开血战。张庆余派出心腹秘密会见时任国民军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告诉张庆余积极准备，在中日爆发战斗的时候，伺机起义，策应29军。但此时，起义能否成功还难说，毕竟并不是每个保安队队员都愿意冒险的。
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开军事会议，安排军事部署，重点就是防备29军偷袭通州。会上，张庆余建议将驻防各地的保安队力量收缩至通州地区，加强防御力量。细木繁采纳了张庆余的建议，并且还将冀东各地的日本侨民撤回通州城内，便于保护。
当时通州武装部队有：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仓、东仓和西塔胡同；保安队第一总队、教导总队，分驻老四营等地；城外有中队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分驻新城南门外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南发电厂。29军驻地与日、伪军驻地只相隔一堵城墙、一座水桥，双方相互戒备，摩擦不断。
7月27日凌晨，通州的侵华日军向29军突然发动袭击，29军按照事先预定计划节节抵抗后，有序撤退。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日军没有想到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举枪朝天射击，炮弹也是胡乱发射，反正就是枪炮大作，结果一个“敌人”也没伤着，29军得以顺利突围。
日军得知情况后，大为恼火，决定给保安队一些颜色瞧瞧，命令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10多名士兵被炸死，营地房屋被炸毁。事后，日军故伎重演，假惺惺地登门“道歉”，宣称是“误炸”。这让保安队所有人员肺都气炸了，张庆余找细木繁评理，讨要说法，没想到却被细木繁一顿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张庆余回到驻地之后，再也忍不下这口气，立即与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商量，决定在29日凌晨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包括第一、第二总队的部分和教导总队，约4000多人。
张庆余选择起义的时机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通州日军警备队主力萱岛部队与小山炮兵部队奉命向北平南苑进发，通州城内兵力相对空虚。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短期内无法回援通州。
7月28日午夜时分，起义官兵4000余人冲出营房，按计划攻击日军各个军政机关，搜捕通州城内的日本人。起义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义军进攻西仓日本兵营，攻占冀东伪政府和日本驻通州特务机关。第二阶段：日军派兵增援，起义军撤离通州。第三阶段：通州城内遭日军报复“扫荡”，冀东伪政权道歉、赔偿、为侵略者树碑建塔。
起义的就在第一阶段，张庆余部署如下：第一总队兵分三路，分别攻打西仓日本警备队、日伪机关和日本浪人开设的烟馆、赌场、妓院等。第二总队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
西仓兵营有日军通州警备队、山田机动车部队、宪兵分遣队、兵站司令部以及军兵器部、野战仓库等兵力和非战斗人员120人，以及“冀东保安队”起义时聚集的一批宪兵、特警和日侨、朝鲜人约380人，共约500人。
起义开始后，攻打西仓日本军营的战斗最为艰苦，通州事变爆发后，留守通州的日军连同宪兵、特警、日侨等共六七百多集中在西仓日本军营负隅顽抗，兵营内弹药充足，粮食充足，工事坚固，保安队激战几个小时，牺牲200多人也无法攻入。
张庆余改变策略，经过侦查，发现日军军营附近有一座汽油燃料库，遂利用日军补给的机动车队的17辆汽车，将燃料库燃爆，大火将西仓日本军营吞噬，变成一片火海，兵营内日军哀嚎一片，防守阵脚大乱，起义军趁机猛攻，杀入兵营，见到日本人就杀，近300名日本人被杀死。
攻打西仓日本警备队的枪声响起后，其他各路起义军同时行动，殷汝耕听到枪声后，吓得躲到衣柜的柜顶上，结果被起义官兵搜捕出来，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来，逼迫他宣布抗日，殷汝耕吓得浑身颤抖，但就是不宣布抗日起义，可见其“贼骨头”之可恶。
另一路起义军攻打西仓日本特务机关。细木繁听到枪声后，率领十几名特务出来喊话：“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好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最恨这个鬼子，也不与他废话，举枪就射，细木繁被乱枪打死，经过6小时的激战，取得很大战果。
日军设在通州的军警宪特机关和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全部被起义部队捣毁，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河田、通县顾问申茂和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全部毙命。
战斗中，保安队搜到一份日本居留名册，出于对日本人暴行的愤恨，保安总队官兵杀红了眼，他们在搜捕日本军人。官员及浪人的时候，“误杀”了一些日本侨民。起义的保安队官兵大部分都背负着国仇家恨，平日又被日军欺压，加上亲眼目睹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他们在起义中也做出了一些“过激”和“出格”的行为。
除了日方的军营以及附属的军事设施外，日本居留民被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所杀害，并受到了非人道的待遇。其在通州所经营的旅店、饭店和日本居留民的住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日本人的私人财产在起义的过程中也被反正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掠夺一空。据说，此次起义共击毙日军、日特、浪人和日侨500多人。
7月29日下午4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派临时航空兵团出动10余架飞机轰炸通州城，日本丰台中国驻屯步兵旅团长奉命以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主力前去救援（30日晨到达）。起义部队抵挡不住日军增援部队的进攻，7月29日深夜张庆余决定分散突围，撤往北平投靠29军。突围途中，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等人牺牲，押解殷汝耕的部队被日军打散，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更令人气愤的是，起义军突围途中，遭到军孙殿英部的缴械（看上了保安队的精良武器装备），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希望孙殿英归还其武器装备，奔赴抗日前线，杀鬼子报仇雪恨。
7月30日上午9时，日军酒井部队千余人开进通州城，随即开展报复性“扫荡”，制造白色恐怖，日军逐家逐户抓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据伪县长王季章说：“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被处死的人约有七八百人之多。”日军甚至还决定屠城，后来因害怕再次逼反伪政权引起“事变”而取消，但是白色恐怖持续了3个月，通州城内人人自危。
通州事变，起义军总共才杀死500名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却一直耿耿于怀呢？我分析是因为日军认为保安队杀死日本人的手段“残忍”，这个我引用日本人的描述展现，据日本负责救援的天津步兵队长及驻屯步兵第2联队长萱嶋高回忆：
“城内惨不忍睹，所到之处，尽是日本侨民的尸体，几乎所有的尸体的脖子都被绑上绳子。尸体中有不知人间世故的儿童和妇女惨遭杀害。在一家名叫‘旭轩’的餐厅中，日方救援人员发现了七八名被的妇女，这些妇女年龄从四十岁到七八岁的都有，有的全身赤裸、阴部外露遭到射杀。其中有四五名妇女的还被插入刺刀。屋内的家具、棉被、衣物等全被搜刮殆尽。其他日本人房屋的状态几乎都如此。”
“一出守备队驻守的东门，间隔不远的距离就可以看见一些男女侨民惨死的尸体，我们真是悲愤到了极点。在搜寻幸存者下落的过程中，鼻子像牛般被穿上铁丝的儿童、被砍断手臂的老妪、腹部被插上刺刀的孕妇等，陆续从满是尘埃的箱柜里、壕沟内、墙角处爬了出来。”
日军方面的陈述是否夸大，不可而知。但是，通州事变中被杀死的日本人，包括侨民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些侨民都充当着日军侵华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死有余辜。
当时，日本在华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充当掠夺中国资源的急先锋，而且很多日企员工都充任间谍，刺探中国各方面的情报。很多大型日企的高管，都是侵华政策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比如“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就是“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最先提出的。在侵华期间，大量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占区与日本本土做苦力，更是众多日本企业与军方联手犯下的罪行。所以，那些日企员工表面上看似没有在战场上中国人，但他们与日军同样是侵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买单。
事变后，日军强迫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赔付日方高额抚恤金，并强迫中国劳工在通州城内为死亡日本人修建“慰灵塔”。如今日本右翼还厚颜无耻地宣扬“卢沟桥事变”和进攻北平是为报复“通州事件”，显然，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无法站住脚。
领导起义的张庆余之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1938年隐居四川金堂县什坊镇，之后成为的中将参议，1946年定居于天津，1963年病逝。汉奸殷汝耕于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枪决。